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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08-04，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，确认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为汉文帝刘恒的陵寝——霸陵。汉文帝的主要历史功绩，在于开创了“文景之治”这一治世典范。汉文帝与汉景帝在位的约40年间，政治清明、社会安定、民生富足，为“汉武盛世”的到来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物质条件。
在休养生息政策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固本安民，发展生产
经过秦朝的暴政、苛刑与秦末的大规模动荡，西汉初年经济凋敝，民不聊生，国力衰微。针对这一局面，统治者实行“休养生息”的国策。文景时期，更是从多方面努力减轻农民负担，轻徭薄赋，劝农力本，保障民生，以缓和社会矛盾、恢复经济与发展生产。
无为而治，与民休息。在汉朝立国之初，陆贾作《新语》回应汉高祖刘邦“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何”的需要，总结秦朝亡国的教训，并为刘邦提供治国的对策建议。他主张“行仁义，法先圣”，礼法结合，同时强调人主必须无为，奠定了西汉前期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模式。汉初统治者制定“与民休息”的政策，重视民本、农本，轻徭薄赋、刑罚有度，给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，以缓和矛盾、发展生产，使百姓有了喘息的空间，新政权也得以初步发展。文景时期，继续推行汉初休养生息政策，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，“文帝即位，躬修俭节，思安百姓”。“与民休息”政策内容丰富，主要包括减免田租算赋徭戍、崇尚节俭和轻刑慎罚等方面，极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。经过文景二帝的治理，至汉武帝即位时，已经是“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。都鄙廪庾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”（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）。
固本安民，轻徭薄赋。保障民生是统治的基础，而民生的关键，在于农业生产秩序的稳固和经济的恢复。文景时期贯彻“固本安民”思想，制定了一系列轻徭薄赋、奖励生产的政策。汉初赋税主要有田租、算赋、徭役及工商杂税等。汉文帝曾两次减免田租，租率减为三十税一，此后还进一步免去全部田租。三十税一也成为了西汉定制。算赋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40钱。徭役则减至每3年服役一次。此外，多次下诏劝课农桑，按户口比例增设三老、孝悌、力田若干员，以教化民众，鼓励生产。这些“安民”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，为农业生产和经济恢复提供了有力保障。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，文景时期，农耕发展，积贮增加，经济向好，粮价也大大降低。由此，民生得到保障，礼义教化也有了生长的土壤，“是以海内殷富，兴于礼义”。
轻罚慎刑，注重司法公正
秦以法家思想立国，法律繁杂，刑罚严酷，给各阶层都带来很大压力。文景时期的法制改革，一方面减免了严酷的刑罚，注重德化；另一方面，则特别注重健全法治，有法必依，司法公正，为“文景之治”提供了法治保障。
约法省禁，刑德并用。文景时期，施行“约法省禁”的政策，废除了一些严刑苛法。如，秦法多有肉刑，汉文帝施行法制改革，诏令废除黥、劓、刖等肉刑，而代之以笞刑、徒刑等。至汉景帝，又进一步减轻笞刑，以避免“或至死而笞未毕”情况的出现。废除肉刑，是出于“夫刑至断支体，刻肌肤，终身不息，何其楚痛而不德也”的考虑，体现了宽广爱人之风，更体现出统治者对民众基本生命权利的尊重。汉文帝认为，法律公正，量刑得当，百姓才会服从；治理百姓，要引导其心向善，这是官吏的职责所在；若官吏不能履行引导职责，又用不公正的法律治罪于民，就会起到反作用，“反害于民为暴”。他深知法律的作用不在于以强制手段规范民众，而在于以之为准绳，使民众向善。文景时期强调以德化人，因此平狱缓刑，“断狱数百，几致刑措”，还废除株连之刑。种种举措，放宽了对社会的约束，给各阶层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，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。
有法必依，司法公正。文景时期提倡德治，约法省禁，但没有妨害法律的严肃与司法的公正。有法必依，帝王也概莫能外。有一次，汉文帝出行至中渭桥时，有一人违反戒严命令，从桥下跑出，惊扰了文帝的车马，令文帝后怕不已。在治罪时，时任廷尉的张释之以此人触犯戒严令，依法处之以罚金。这使汉文帝大为不满，认为此人危害了自己的人身安全，只处罚金太轻了，应当加重责罚。然而，张释之坦然对之以“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”，依法量刑，公平公正，即使天子也不能干预，得到了文帝的理解。其时司法之公正，可见一斑。至景帝时，一些官吏有法不依，执法不严，收受贿赂，结党营私，导致出现冤案错案，大大有损于司法公正。针对于此，汉景帝下诏允许嫌疑人上诉，以纠正错案，平反冤狱，为司法的公平和有效提供保障。有法必依、司法公正，为文景治国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纳言与求才并重，躬身践行勤俭治国
文景时期以人才辈出、政治清明，广为后世传颂。究其原因，与帝王恭谨自守、虚心求贤纳谏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帝王以身作则，为全社会树立了道德范本，这有助于“以德化民”的推行和最终实现。
知人善任，言路通畅。汉文帝废除“诽谤妖言之罪”，并多次下诏求取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”，广开言路，虚心求才。其纳谏的范围广泛，又能直指治国的要害，即“朕之不德，吏之不平，政之不宣，民之不宁”，令“四者之阙，悉陈其志，毋有所隐”。汉文帝鼓励贤良方正要敢言、直言，指陈君主过失，抨击时政，为民请命，为治国理政提供对策建议，毋有隐瞒。晁错曾上书言事，惶恐称“昧死上狂言”。而汉文帝赐玺书褒奖他，并说，“言者不狂，而择者不明，国之大患，故在于此”，若一个国家没有了直言极谏的人，君主就昏聩难以明政，这才是国之大患所在。纳言与求才并重，是文景时期的鲜明特色。这一时期，涌现出贾山、贾谊、晁错、张释之、冯唐等一众贤臣、谏臣，又多有政论名篇传之后世，这与帝王的虚己求言、克己任贤是分不开的。
节俭仁爱，表率天下。在即帝位之前，刘恒是代地的封王，长期驻守边地，目睹了边地经历秦末战乱后的荒凉。他自幼在谨小慎微中成长，又是被拥立为帝，因此心怀惕厉，谦虚自守，且十分注意对自身道德的约束。这客观上为全社会树立了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表率作用。汉文帝在位时厉行节俭，“即位二十三年，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”；他要求宠妃也不可衣长曳地、帏帐文绣，如此方能“以示敦朴，为天下先”。他反对厚葬，“治霸陵皆以瓦器，不得以金、银、铜、锡为饰，不治坟，欲为省，毋烦民”。“不治坟”就是“不起坟”，即墓上无封土，这在古代帝陵中实属罕见。汉文帝在遗诏中还对天下吏民的服丧细节作了规定，如丧服只穿三日，嫁娶、祭祀、饮酒、食肉等日常活动照行不误等。这些规定，是出于汉文帝对“厚葬以破业，重服以伤生”风气的反思，更是出于对民生民情的体恤，对家国天下的担当。汉文帝认为，行厚葬重丧之事，会极大地影响宗庙祭祀和民众正常生活，于国于民皆不利。在对身后事的处理上，我们看到了一位节俭仁爱的君王。
《汉书·景帝纪》有赞语：“汉兴，扫除烦苛，与民休息。至于孝文，加之以恭俭。孝景遵业，五六十载之间，至于移风易俗，黎民醇厚。周云成康，汉言文景，美矣！”汉文帝与汉景帝，在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基础上，劝农力本，约法省禁，恭俭仁德，知人善任，维护了中央集权，巩固了国家统一，社会趋于稳定，生产得以发展，百姓各安其业，国力有所增益，奠定了西汉长期稳定的政治基础。
（稿件来源：《旗帜》杂志第一期。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）
( 编辑：王春春 送签：贾泽娟 签发：张桃英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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